东与政(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与历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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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2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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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东与政,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与历史?
徽商文化精神的形成,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。
徽商的四大文化精神:
徽骆驼:徽商的吃苦精神
徽州是一个山区,山峦叠嶂,川谷崎岖。多山的地理环境,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,乃至生存的困难。另外一方面,人口又在不断增加,环境和生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
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?就是走出徽州,去经商。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:“前生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
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”,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。
徽州地区素有“八山半水半分田,一分道路和庄园”之说,山地贫瘠,耕地甚少,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,生在徽州当然是“前世不修”。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,顾炎武说:徽州“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。徽人多商贾,盖势其然也”。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。
经商意味着漂泊,或者在山岭间跋涉,或者闷坐舟中。遇到旅店就寄宿,三餐茶饭伴愁眠。更有甚者,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。亏折、赔本,当然是从商难免的“功课”,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。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说的描写就可以了解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十四《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》写一个徽商来到燕子矶弘济寺,看到寺院楼阁颓坏,愿意出三十两银子为之修缮,岂知寺僧起了坏心,将他杀害,将他携带的500余两银子据为己有。小说当然不是历史,但是,它们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。在信息不畅通、行政管理有着大量空白地带的社会,图财害命的案件经常发生,徽商携带金银,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徽商的吃苦有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明代婺源李魁,在未发迹之前,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: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?经商是贱行,大丈夫不屑为之,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!于是,他和祖母商量,想筹措点经商本钱,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。他想了一想,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,就将它出卖给族人,只得到十两银子。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,一点点地积攒,“不惮烦劳”,终于有了积余,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。
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也是如此。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,家境不好,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。他经常感叹:我想耕田,家乡田少,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,务农是不行了。我想经商,家里底子薄,没有资本,经商也不成!他的妻子郑氏从容地劝他:乡人十个有九个都去经商了,你怎么能因为家里底子薄就不去经商呢?于是,她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。几年后,江才就致富“饶益”。
清代祁门的倪尚荣,七岁父亲就去世了,家境也十分贫寒。稍大一点,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,久之,他慨叹道:终身砍柴怎么能度日呢?正碰上大乱时候,粮食昂贵,不得已,他就去学做船夫。久之,他又慨叹:这哪里能够养家糊口呢!于是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本钱学经商。他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,不避艰险,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。
山外有天:徽商的开拓精神
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,第二批、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。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,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,早在明代,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。
万历年间的《歙志》记载道:“今之所谓都会者,则大之为两京、江、浙、闵、广诸省;次之而苏、松、淮、扬诸府,临清、济宁诸州,仪真、芜湖诸县,瓜州、景德诸镇。。。。。。故邑之贾,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,即山陬海?、孤村僻壤,亦不无吾邑之人,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。”
万历年间的《休宁县志》说,徽商“藉怀轻赀遍游都会,因地有无以通贸易,视时丰歉以计屈伸。诡而海岛,罕而沙漠,足迹几半禹内。”
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,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。
他是歙县人,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。成人之后,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,碰上河北饥荒,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,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,他又外出,南到福建、广东,北到兖州、冀州一带,十来年后,已经很富有了。他还不满足,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,第二年,他又从湖南北上,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,让他赚了一大笔。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,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。这个时候,算起来他离家已经二十年了,可他回来才2个月,又要出门。有人劝他:你年纪大了,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,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?他不听,继续在外经商。有一天,他读《货殖传》,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,而且也善于享乐,他就动了兴致,买船溯流而上,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,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一带,来回两趟,获利更多。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:“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,明远志也。吾虽贾人,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!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,守鎡基、辨菽麦耶?”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,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。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,即使年纪已大,仍然还要奋斗一番,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“开拓精神”的了。
随着商业的扩大,徽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。他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,发展起海外贸易。明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。相反,还制订了海禁政策。
这样一来,徽商的海外贸易带上了走私的性质。
尽管如此,徽州商人还是大胆地闯世界了。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是歙县的许辰江、许本善等人。嘉靖年间,许辰江就“航大海,驾沧江,优游自得,而膏沃充腴,铿锵金贝,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。”稍后,号称“许村四兄弟”的许松、许栋、许楠、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。他们先是到泰国、马六甲一带经商,并把葡萄牙的商人带到中国。他们又前往日本贸易,也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。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,他们和其他的海商结成团伙,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,逐渐形成了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。
大智若愚:徽商的诚信精神
在传统中国,诚信是一种伦理原则。从《论语》开始就不断地强调着。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靰,小车无輗,其何以行之哉!”(《为政》)他主张“敬事而信”、“谨而信”,(《学而》)“信则人任焉”。(《阳货》)儒家的“五伦”就包括了一个“信”字。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。
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,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,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。
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。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。”久之,四方争趣坡公。每入市,视封识为坡公氏字,辄持去,不视精恶长短。(《古歙岩镇东堪头吴氏族谱?吴南坡公行状》)
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,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,那就是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”。凭着这个信条,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,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,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,都抢着购买。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”,这八个字可为吴南坡的“金针”,也是很多徽商发财的“金针”。
胡荣命,字希禹,(黟县)西川人。仁厚长者,贾于江西吴城、贾五十余年,临财不苟取,遇善举辄捐赀为之,名重吴城。晚罢归,人以重价赁其肆名,荣命不可,谓:“彼果诚实,何藉吾名?欲藉吾名,彼先不诚,终必累吾名也。”(《同治〈黟县三志〉卷六〈人物?尚义〉》
徽商胡荣命经商50余年,不义之财不取,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,所以在苏州很有点名气。由于他经营有道,他的店名已经成为一个金字招牌。当他晚年不再经商后,有人要以重价买他的店名,他却拒绝了。他的道理是:你如果诚实,就可以赢得顾客,何必借我的店名?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,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,这种想法和行为已经不诚实了,如果把自己的店名卖给这样的人,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。
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,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看作经商策略的话语。清代道光年间,黟县商人舒遵刚说:“生财有大道,以义为利,不以利为利。”他还说:“钱,泉也,如流泉然。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诈生财者,自塞其源也。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,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,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因义而用财,岂徒不竭其流而已,抑且有以裕其源,即所谓之大道也。”在这里,他是用“义利”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。义,当然包括诚信。在这位舒遵刚看来,义其实就利之源。钱财总有其来源,狡诈生财,就自己塞住其来源;而奢侈和滥用钱财,则是“自竭其流”。因此,因义生财,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,这样去经商,才算是懂得了“大道”。
“贾而好儒”:徽商的崇文精神
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,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。
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无疑都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。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,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。
宗族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渠道。它是一种社会组织,它的控制者多为崇奉理学的乡绅。无论是修建祠堂、编纂家谱、祭祀祖先,这些行为既强化着宗族观念,也强化着理学家所提倡的“忠孝节义”的思想观念。在祭祀活动中,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写的《家礼》;在族规族训里,反复强调的也是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道德准则。这些观念和准则通过组织化的宗族传递到了民间,成为支配整个徽州社会的思想。
儒家思想,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;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。审察有关徽商的文献记载,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凸现在我们的面前:
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。徽商传记里,有很多的“事父并继母极孝”、“母早故,事父与祖母极孝”之类关于“孝”的记载,有很多的“周急济荒”、“赴人之急”、“慷慨尚义”乃至“见义勇为”之类的评价,有很多的“重然诺,敦信义”“待人接物,诚实不欺”之类的描述。总之,他们是道德君子,他们是伦理的化身。——他们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。
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,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,但因为生活所迫,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。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:先“业儒”——读书,后不得不经商,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,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。他弟兄五人,本来都读书,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,在奔走之余,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,借着经商足迹,他广交名流,自己也不断创作,编有诗集四卷、词集三卷。徽商是商人,但他们醉心于文化;他们是商人,却曾经读书。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,但也不乏书卷气。
徽商知道,“士”比“商”高出更多,让自己的子孙读书、做官,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。因此他们发财之后,在投资教育上豪不吝惜,他们有的设立塾学,广请名师,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,从而光大宗族。有的还设立义学,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。从兴办塾学、义学到捐助县学、书院,他们出力最多,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、试卷费用等。正因为如此,徽州自宋代以来,社学、塾学、义学、县学、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,在清代康熙年间,徽州的社学有462所;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,还有书院54所。真是十里之村,不废诵读之声!
2. 先秦时期的神秘戎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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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时期的“戎族”,其实并不神秘。
王国维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《鬼方昆夷玁狁考》,深得学界认同。此文开头一段话,对本题目的问题,已经说了七七八八。
其云——
“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,其族西自汧、陇,环中国而北,东及太行、常山间,中间或分或合,时入侵暴中国,其俗尚武力,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,又本无文字,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。是以中国之称之也,随世异名,因地殊号。至于后世,或且以丑名加之。其见于商、周间者,曰鬼方,曰混夷,曰獯鬻。其在宗周之季,则曰玁狁。入春秋后,则始谓之戎,继号曰狄。战国以降,又称之曰胡,曰匈奴。综上诸称观之,则曰戎、曰狄者;皆中国人所加之名;曰鬼方、曰混夷、曰獯鬻、曰玁狁、曰胡、曰匈奴者,乃其本名。而鬼方之方、混夷之夷,亦为中国所附加。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,彼之自称决非如此,其居边裔者,尤当仍其故号。故战国时,中国戎狄既尽,强国辟土,与边裔接,乃复以其本名呼之。”
王静安先生说得极清楚——
第一,中国古时,太行之西北,有俗尚武力之“强梁”,文化又不及“中原诸夏之国”“远甚”,于是被看作“外族”。
第二,因 “强梁外族”,“时入侵暴中国”,“中原诸夏之国”“随世异名”称之,“或且以丑名加之”。
第三,商周的时候,对此“强梁异族”称鬼方、混夷、獯鬻。宗周之季,则称玁狁。
第四,春秋之时,则开始称戎,继之称狄。战国以后,又称胡,称匈奴。
第五,以上各种称谓,包括戎、狄,都是“中原诸夏之国”起的名字;而鬼、混、獯鬻、玁狁、胡、匈奴,是其本名。鬼方之“方”、混夷之“夷”,也是“中诸夏原之国”附加的。
第六,及至战国,没人再说“戎狄”了,因为“强国”出现了,开疆辟土,或收为“国土”或“族裔”融合,再说起也说其本名了。
文中接着说——
“此族春秋以降之事,载籍稍具,而远古之事,则颇茫然,学者但知其名而已。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,始得言其崖略,倘亦史学家之所乐闻欤?”
王国维说,“强梁外族”春秋以后的转圜变化,古籍记载比较详细;远古的情况,往往只有名字传下来。此文章拟结合古器物和古文字,探讨究竟。
他做了很多考证,不在赘述。
由此可知——
“戎”,是春秋时期,“中原诸夏之国”对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称谓。之前和之后,都不这样叫。
离开王静安先生的论述,进一步说——
上述那些称谓,包括“戎狄”,并非现代意义的“民族”概念,而一是地域概念,二是文化概念。
《礼记.王制》曰: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,皆有性也,不可推移。东方曰夷,……南方曰蛮,……西方曰戎,……北方曰狄,……。中国、夷、蛮、戎、狄,皆有安居、和味、宜服、利用、备器。”
这是说“五方”所居地域不同,风俗不同。
《左传》载:“辛有适伊川,见被发而祭于野者,曰:‘不及百年,此其戎乎!其礼先亡矣。’”
这是东周大夫辛有,僖公二十二年,即公元前638年,在去今河南伊川一带路上,看到有披着头发的人在田野里祭祀,感叹说,不到百年啊,这就是戎呀,他们的礼仪文化先衰亡了。
这是认为戎人文化不行。
“戎”,“兵也”。《尚书》曰:“诘尔戎兵”;《诗经》云:“弓矢戎兵”。小篆,从戈从甲,为兵器总称;引申为持兵器以侵掠者。
所以,春秋隐公、桓公出现的“戎”,统指西方持兵器入侵族群。
当然,当时诸夏的人们,也认为这些人“没有文化”,不懂中原礼仪。
客观地说,当时中原诸夏,是有些“地域歧视”和“文化歧视”的。
比如,“狄”为“犭”旁,《说文》云为“犬种”;还说,“蛮”、“闽”都是“它种,从虫”。
其实,中原诸夏,不少也来自羌夷之地。
周人祖先有姜姓,姜即为羌。华夏之族皆出于西部无疑。
周人壮大之后,又称殷商为夷人。《逸周书.明堂篇》云:“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,定天下。”
《太誓篇》、《祭公篇》、《世俘篇》皆称“夷殷”或“殷夷”。
当时的殷商,其实已居于中原。
另,楚,原在中原,后南迁,于是称为“蛮”。周昭王三次南征,打击“南蛮”,致淮水流域的“东夷”亦来朝见。
后来,楚国强大,参与诸侯争霸,又成了中原诸夏之一。
说回到“犬戎”。
《诗》《书》及青铜等古器,皆无“犬戎”记载。“犬戎”之名,始见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山海经》《竹书纪年》《穆天子传》,即均在春秋战国时期。
《纪年》载,周穆王西征犬戎,取其五王,迁戎于太原。
这大概是“戎族”最早进中原。
前771年,犬戎攻入镐京,西周灭亡。这大约是大规模的第二次。
然后比较著名的,就是晋秦斗法,邀陆浑戎迁居伊川,这是在僖公二十二年,即前638年。
《注》云:“陆浑之戎盖其本名,允姓,本居于瓜州。”
“瓜州”,为现在甘肃敦煌一带。其实并不很远。
前面说到,陆浑戎迁来之前,伊川已有“戎族”居住,或许是穆王迁来的一部。
《左传》载,襄公十四年,即前560年,晋国欲擒陆浑戎头领之子驹支,又说其是姜戎氏。就是说,陆浑戎还可能是周族的母系一支后裔。
前525年,晋国终以其曾降于楚为名而伐陆浑戎。此后,伊洛一带的戎族政权就都不复存在了。
戎族的“族众”呢,一定是融于当地了。
说来说去,所谓的“中国、夷、蛮、戎、狄”五方,其实是一个变动的不很清晰的概念,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,反反复复,发生过不知多少次“族群”融合。请注意,是说“族群”融合,这才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。
3. 南宁青秀区属于南宁东吗?
南宁青秀区属于青秀区管辖,其周围被邕江环绕,山上树林郁郁葱葱,各种奇花异草美不胜收,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上唱歌。各种参天大树树叶常年绿色,山清水秀,景色迷人,游客来参观旅游常年络绎不绝。其被比喻未南宁首府的肺部,说明它的位置及作用非常重要。南宁青秀山处于南宁东站附近,按地理位置判断,它属于南宁东的。
4. 怎么看待明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?
#悟空问答# 我系统地了解明朝是从阅读《明朝的那些事》开始,后详细阅读《明史》等正史,同时加上阅读明代一些地方志书,逐步对明代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认为明代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最好的阶段,是一个值得津津乐道的朝代,同时,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。
一、政治上,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,市民阶层政治意识初步觉醒。明朝推翻了残暴的蒙古统治政权,建立了中央集权制,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。明初废丞相、设立厂卫特务机构,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,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。政治上,整顿吏治,惩治贪官污吏,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,明初历经了洪武之治、永乐盛世、仁宣之治等治世,政治清明、国力强盛。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,后经弘治中兴、嘉靖中兴、万历中兴后,国势复振。晚明因政治腐败、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,爆发农民起义,明朝覆灭。明朝无论是明太祖、明成祖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,还是如郑和、于谦、海瑞、张居正、戚继光、郑成功等文臣武将,至今让我们懂得不朽的内涵和高尚的意义!
二是经济上,商品经济发展,资本主义萌芽产生。明初采取大移民、轻徭薄赋等政策,恢复了社会生产,人口快速增加。明朝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。同时,海上贸易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,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.8万吨,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%。这个时期,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,工商业的繁荣,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。
三是文化开放,科技发展,艺术创新。明朝的小说至今是我国文学界的骄傲。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《牡丹亭》《玉堂春》等无一不是人类文化史上艺术瑰宝,呼唤了人性的解放;宣德炉、景泰蓝、青花瓷无一不是传世精品,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;李时珍、徐光启、徐霞客、宋应星等科学巨匠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,至今让人们肃然起敬!
明代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旺盛力的时代!#头条# #邯郸头条#
5. 秦汉时期的河东郡在哪里?
【河东郡】是秦国在其向东开疆拓土之时所设置的一个【郡级政区】,一开始只是秦国在今日晋西南的一个【军事区】,最早设置于秦昭襄王时代,秦昭襄王任命的第一任河东郡守叫王稽。秦朝建立前后(秦王政时代),【河东郡】逐步转化为一个彻彻底底的【行政区】,并成为秦朝初建时的三十六郡之一,以及秦朝灭亡前的四十八郡之一。
汉承秦制,在很多地名上也沿用了秦朝的地名,【河东郡】也便成为了纵贯两汉四百年的一个【地方行政区】。汉武帝设置刺史制度以后,【河东郡】在监察方面归【司隶校尉部】(俗称【司州】)。【河东郡】与【河内郡】、【河南郡】并称【三河】,与关中平原的【三辅】(京兆府、冯翊郡、扶风郡)并称【三辅三河】,是大汉帝国统治的腹心之地,六郡往往均归【司隶校尉部】监察。东汉末年,【州】从监察区转化为行政区,自此以后【河东郡】便在行政上彻底隶属于【司州】之下。
以上便是秦汉时期【河东郡】的大体流变,那么秦汉的【河东郡】具体包括哪些地方呢?它们又是我们今天的哪里呢?寒鲲根据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秦汉卷》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为您梳理一番:
秦汉时期的【河东郡】总体上来说,对应着我们今天的【晋西南地区】(山西省西南部,也被简称为【晋南】)。它的郡治(郡守驻地、地区中心)位于当时的安邑县(郡治县城正是今天夏县西北的禹王城遗址),它在西汉时期下辖安邑、猗氏、解、蒲坂、汾阴、濩泽、临汾、垣、皮氏、平阳、彘、杨、北屈、襄陵、蒲子、绛、闻喜、端氏、河北、左邑、大阳等21县和若干侯国。它在东汉时期则下辖安邑、左邑、长修、狐讘、骐、杨、平阳、临汾、汾阴、蒲坂、大阳、解、皮氏、闻喜、绛邑、永安、河北、猗氏、垣、襄陵、北屈、蒲子、濩泽、端氏等24县,基本上没有多么大的变化。
对应到今日的市县地名,秦汉【河东郡】基本上囊括了:
临汾市下辖的:临汾市区、霍州市、洪洞县、汾西县、隰县、永和县、吉县、大宁县、乡宁县、蒲县、浮山县、襄汾县、侯马市、翼城县、曲沃县
运城市下辖的:运城市区、夏县、永济市、河津市、稷山县、新绛县、绛县、闻喜县、临猗县、万荣县、芮城县、平陆县、垣曲县
晋城市下辖的:阳城县、沁水县
见下图
以上便是秦汉时期【河东郡】的基本情况如果您觉得本文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一定要点赞支持哦6. 衢州沈家上高速请问这是东还是西啊?
你如果走G60从衢州沈家上高速,最近最方便的高速入口应该是衢州东。因衢州东入口距离衢州沈家只有两公里的直线距离,从衢州东上G60高速是距离最近的,也是最为方便的,请不要错过哦!但如果你反其道从衢州西上G60高速,从城市道中需多走十几公里的路,而且还有不少红绿灯要遇到,也会浪费不少时间。
7. 秦始皇统一六国先后顺序?
秦国先后灭掉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。
最先灭掉的是韩国。
1、灭韩
韩国在七国中为最小,而所处地位却最重要。它扼制秦由函谷关东进之道路,秦要并灭六国,必须首先灭韩,因而形成了秦韩两国间的连续战争,经过秦国的多次打击,韩的土地日渐缩小,韩于是向秦表示愿为藩属。
秦始皇十七年,韩王安九年(公元前230年),秦为彻底灭韩,派内史腾率兵再度对韩进攻,韩无力抵抗,内史腾指挥秦军攻克韩都,俘虏韩王安,把所得韩地改建为颍川郡。 这样,韩成为当时六国最先被灭亡之国。
2、灭赵
公元前229年(秦王政十八年),王翦乘赵地饥荒,长途跋涉派部分军队围邯郸,亲率主力东出井陉。王翦施反间计使赵王令赵葱、颜聚代李牧为将。
公元前228年(秦王政十九年),王翦大破赵军,平定东阳地区(约今河北邢台地区),赵葱战死,颜聚逃亡。秦军南下攻克邯郸,俘虏赵王迁。赵国公子嘉逃到代国称王。公元前222年(秦王政二十五年),王翦之子王贲灭代,俘虏公子嘉,赵国最终灭亡。
3、灭魏
秦王政二十一年,秦军在攻占燕都蓟、取得北方决定性胜利的同时,将主攻方向转向南方。派名将王翦之子王贲率军进攻楚北部地区(今河南南部)占领十余城。
在予以一定打击,使其不敢轻举妄动,保障了攻魏秦军的侧背安全后,即回军北上,于二十二年突然进袭魏国,包围了魏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)。魏军依托城防工事,拼死防守。
秦军强攻无效,遂引黄河、鸿沟之水灌城。三个月后,大梁城坏。魏王假出降,魏亡。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。
4、灭楚
二十四年(前223年),王翦、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,一举攻破楚都寿春(今安徽寿县西南),俘楚王负刍,楚亡。王翦继续进军江南,占领越国土地。秦在楚地设立楚郡,不久,又分为九江郡、长河郡和会稽郡。
5、灭燕
秦王嬴政遂派王翦与辛胜率军大举攻燕,在易水之西大败燕、代联军。二十一年(前226年)秦军又增加兵力,王翦率军一举攻破燕都蓟城(今北京城西南),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(今辽宁辽阳)。
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(今辽宁浑河),再败太子丹军,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。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,秦国未允。但鉴于燕赵残余势力,已成囊中之物,为集中兵力对付魏楚,故暂停进攻。
二十四年(前223年)灭楚、魏之后,秦王赵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,俘燕王喜,燕亡。秦在燕地设渔阳郡、右北平郡、辽西郡及辽东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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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东与政,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与历史?
徽商文化精神的形成,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。
徽商的四大文化精神:
徽骆驼:徽商的吃苦精神
徽州是一个山区,山峦叠嶂,川谷崎岖。多山的地理环境,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,乃至生存的困难。另外一方面,人口又在不断增加,环境和生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
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?就是走出徽州,去经商。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:“前生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
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”,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。
徽州地区素有“八山半水半分田,一分道路和庄园”之说,山地贫瘠,耕地甚少,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,生在徽州当然是“前世不修”。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,顾炎武说:徽州“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。徽人多商贾,盖势其然也”。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。
经商意味着漂泊,或者在山岭间跋涉,或者闷坐舟中。遇到旅店就寄宿,三餐茶饭伴愁眠。更有甚者,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。亏折、赔本,当然是从商难免的“功课”,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。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说的描写就可以了解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十四《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》写一个徽商来到燕子矶弘济寺,看到寺院楼阁颓坏,愿意出三十两银子为之修缮,岂知寺僧起了坏心,将他杀害,将他携带的500余两银子据为己有。小说当然不是历史,但是,它们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。在信息不畅通、行政管理有着大量空白地带的社会,图财害命的案件经常发生,徽商携带金银,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徽商的吃苦有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明代婺源李魁,在未发迹之前,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: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?经商是贱行,大丈夫不屑为之,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!于是,他和祖母商量,想筹措点经商本钱,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。他想了一想,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,就将它出卖给族人,只得到十两银子。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,一点点地积攒,“不惮烦劳”,终于有了积余,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。
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也是如此。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,家境不好,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。他经常感叹:我想耕田,家乡田少,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,务农是不行了。我想经商,家里底子薄,没有资本,经商也不成!他的妻子郑氏从容地劝他:乡人十个有九个都去经商了,你怎么能因为家里底子薄就不去经商呢?于是,她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。几年后,江才就致富“饶益”。
清代祁门的倪尚荣,七岁父亲就去世了,家境也十分贫寒。稍大一点,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,久之,他慨叹道:终身砍柴怎么能度日呢?正碰上大乱时候,粮食昂贵,不得已,他就去学做船夫。久之,他又慨叹:这哪里能够养家糊口呢!于是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本钱学经商。他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,不避艰险,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。
山外有天:徽商的开拓精神
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,第二批、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。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,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,早在明代,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。
万历年间的《歙志》记载道:“今之所谓都会者,则大之为两京、江、浙、闵、广诸省;次之而苏、松、淮、扬诸府,临清、济宁诸州,仪真、芜湖诸县,瓜州、景德诸镇。。。。。。故邑之贾,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,即山陬海?、孤村僻壤,亦不无吾邑之人,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。”
万历年间的《休宁县志》说,徽商“藉怀轻赀遍游都会,因地有无以通贸易,视时丰歉以计屈伸。诡而海岛,罕而沙漠,足迹几半禹内。”
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,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。
他是歙县人,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。成人之后,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,碰上河北饥荒,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,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,他又外出,南到福建、广东,北到兖州、冀州一带,十来年后,已经很富有了。他还不满足,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,第二年,他又从湖南北上,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,让他赚了一大笔。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,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。这个时候,算起来他离家已经二十年了,可他回来才2个月,又要出门。有人劝他:你年纪大了,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,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?他不听,继续在外经商。有一天,他读《货殖传》,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,而且也善于享乐,他就动了兴致,买船溯流而上,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,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一带,来回两趟,获利更多。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:“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,明远志也。吾虽贾人,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!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,守鎡基、辨菽麦耶?”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,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。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,即使年纪已大,仍然还要奋斗一番,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“开拓精神”的了。
随着商业的扩大,徽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。他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,发展起海外贸易。明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。相反,还制订了海禁政策。
这样一来,徽商的海外贸易带上了走私的性质。
尽管如此,徽州商人还是大胆地闯世界了。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是歙县的许辰江、许本善等人。嘉靖年间,许辰江就“航大海,驾沧江,优游自得,而膏沃充腴,铿锵金贝,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。”稍后,号称“许村四兄弟”的许松、许栋、许楠、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。他们先是到泰国、马六甲一带经商,并把葡萄牙的商人带到中国。他们又前往日本贸易,也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。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,他们和其他的海商结成团伙,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,逐渐形成了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。
大智若愚:徽商的诚信精神
在传统中国,诚信是一种伦理原则。从《论语》开始就不断地强调着。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靰,小车无輗,其何以行之哉!”(《为政》)他主张“敬事而信”、“谨而信”,(《学而》)“信则人任焉”。(《阳货》)儒家的“五伦”就包括了一个“信”字。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。
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,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,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。
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。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。”久之,四方争趣坡公。每入市,视封识为坡公氏字,辄持去,不视精恶长短。(《古歙岩镇东堪头吴氏族谱?吴南坡公行状》)
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,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,那就是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”。凭着这个信条,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,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,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,都抢着购买。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”,这八个字可为吴南坡的“金针”,也是很多徽商发财的“金针”。
胡荣命,字希禹,(黟县)西川人。仁厚长者,贾于江西吴城、贾五十余年,临财不苟取,遇善举辄捐赀为之,名重吴城。晚罢归,人以重价赁其肆名,荣命不可,谓:“彼果诚实,何藉吾名?欲藉吾名,彼先不诚,终必累吾名也。”(《同治〈黟县三志〉卷六〈人物?尚义〉》
徽商胡荣命经商50余年,不义之财不取,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,所以在苏州很有点名气。由于他经营有道,他的店名已经成为一个金字招牌。当他晚年不再经商后,有人要以重价买他的店名,他却拒绝了。他的道理是:你如果诚实,就可以赢得顾客,何必借我的店名?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,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,这种想法和行为已经不诚实了,如果把自己的店名卖给这样的人,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。
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,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看作经商策略的话语。清代道光年间,黟县商人舒遵刚说:“生财有大道,以义为利,不以利为利。”他还说:“钱,泉也,如流泉然。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诈生财者,自塞其源也。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,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,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因义而用财,岂徒不竭其流而已,抑且有以裕其源,即所谓之大道也。”在这里,他是用“义利”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。义,当然包括诚信。在这位舒遵刚看来,义其实就利之源。钱财总有其来源,狡诈生财,就自己塞住其来源;而奢侈和滥用钱财,则是“自竭其流”。因此,因义生财,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,这样去经商,才算是懂得了“大道”。
“贾而好儒”:徽商的崇文精神
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,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。
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无疑都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。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,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。
宗族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渠道。它是一种社会组织,它的控制者多为崇奉理学的乡绅。无论是修建祠堂、编纂家谱、祭祀祖先,这些行为既强化着宗族观念,也强化着理学家所提倡的“忠孝节义”的思想观念。在祭祀活动中,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写的《家礼》;在族规族训里,反复强调的也是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道德准则。这些观念和准则通过组织化的宗族传递到了民间,成为支配整个徽州社会的思想。
儒家思想,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;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。审察有关徽商的文献记载,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凸现在我们的面前:
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。徽商传记里,有很多的“事父并继母极孝”、“母早故,事父与祖母极孝”之类关于“孝”的记载,有很多的“周急济荒”、“赴人之急”、“慷慨尚义”乃至“见义勇为”之类的评价,有很多的“重然诺,敦信义”“待人接物,诚实不欺”之类的描述。总之,他们是道德君子,他们是伦理的化身。——他们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。
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,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,但因为生活所迫,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。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:先“业儒”——读书,后不得不经商,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,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。他弟兄五人,本来都读书,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,在奔走之余,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,借着经商足迹,他广交名流,自己也不断创作,编有诗集四卷、词集三卷。徽商是商人,但他们醉心于文化;他们是商人,却曾经读书。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,但也不乏书卷气。
徽商知道,“士”比“商”高出更多,让自己的子孙读书、做官,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。因此他们发财之后,在投资教育上豪不吝惜,他们有的设立塾学,广请名师,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,从而光大宗族。有的还设立义学,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。从兴办塾学、义学到捐助县学、书院,他们出力最多,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、试卷费用等。正因为如此,徽州自宋代以来,社学、塾学、义学、县学、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,在清代康熙年间,徽州的社学有462所;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,还有书院54所。真是十里之村,不废诵读之声!
2. 先秦时期的神秘戎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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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时期的“戎族”,其实并不神秘。
王国维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《鬼方昆夷玁狁考》,深得学界认同。此文开头一段话,对本题目的问题,已经说了七七八八。
其云——
“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,其族西自汧、陇,环中国而北,东及太行、常山间,中间或分或合,时入侵暴中国,其俗尚武力,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,又本无文字,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。是以中国之称之也,随世异名,因地殊号。至于后世,或且以丑名加之。其见于商、周间者,曰鬼方,曰混夷,曰獯鬻。其在宗周之季,则曰玁狁。入春秋后,则始谓之戎,继号曰狄。战国以降,又称之曰胡,曰匈奴。综上诸称观之,则曰戎、曰狄者;皆中国人所加之名;曰鬼方、曰混夷、曰獯鬻、曰玁狁、曰胡、曰匈奴者,乃其本名。而鬼方之方、混夷之夷,亦为中国所附加。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,彼之自称决非如此,其居边裔者,尤当仍其故号。故战国时,中国戎狄既尽,强国辟土,与边裔接,乃复以其本名呼之。”
王静安先生说得极清楚——
第一,中国古时,太行之西北,有俗尚武力之“强梁”,文化又不及“中原诸夏之国”“远甚”,于是被看作“外族”。
第二,因 “强梁外族”,“时入侵暴中国”,“中原诸夏之国”“随世异名”称之,“或且以丑名加之”。
第三,商周的时候,对此“强梁异族”称鬼方、混夷、獯鬻。宗周之季,则称玁狁。
第四,春秋之时,则开始称戎,继之称狄。战国以后,又称胡,称匈奴。
第五,以上各种称谓,包括戎、狄,都是“中原诸夏之国”起的名字;而鬼、混、獯鬻、玁狁、胡、匈奴,是其本名。鬼方之“方”、混夷之“夷”,也是“中诸夏原之国”附加的。
第六,及至战国,没人再说“戎狄”了,因为“强国”出现了,开疆辟土,或收为“国土”或“族裔”融合,再说起也说其本名了。
文中接着说——
“此族春秋以降之事,载籍稍具,而远古之事,则颇茫然,学者但知其名而已。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,始得言其崖略,倘亦史学家之所乐闻欤?”
王国维说,“强梁外族”春秋以后的转圜变化,古籍记载比较详细;远古的情况,往往只有名字传下来。此文章拟结合古器物和古文字,探讨究竟。
他做了很多考证,不在赘述。
由此可知——
“戎”,是春秋时期,“中原诸夏之国”对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称谓。之前和之后,都不这样叫。
离开王静安先生的论述,进一步说——
上述那些称谓,包括“戎狄”,并非现代意义的“民族”概念,而一是地域概念,二是文化概念。
《礼记.王制》曰: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,皆有性也,不可推移。东方曰夷,……南方曰蛮,……西方曰戎,……北方曰狄,……。中国、夷、蛮、戎、狄,皆有安居、和味、宜服、利用、备器。”
这是说“五方”所居地域不同,风俗不同。
《左传》载:“辛有适伊川,见被发而祭于野者,曰:‘不及百年,此其戎乎!其礼先亡矣。’”
这是东周大夫辛有,僖公二十二年,即公元前638年,在去今河南伊川一带路上,看到有披着头发的人在田野里祭祀,感叹说,不到百年啊,这就是戎呀,他们的礼仪文化先衰亡了。
这是认为戎人文化不行。
“戎”,“兵也”。《尚书》曰:“诘尔戎兵”;《诗经》云:“弓矢戎兵”。小篆,从戈从甲,为兵器总称;引申为持兵器以侵掠者。
所以,春秋隐公、桓公出现的“戎”,统指西方持兵器入侵族群。
当然,当时诸夏的人们,也认为这些人“没有文化”,不懂中原礼仪。
客观地说,当时中原诸夏,是有些“地域歧视”和“文化歧视”的。
比如,“狄”为“犭”旁,《说文》云为“犬种”;还说,“蛮”、“闽”都是“它种,从虫”。
其实,中原诸夏,不少也来自羌夷之地。
周人祖先有姜姓,姜即为羌。华夏之族皆出于西部无疑。
周人壮大之后,又称殷商为夷人。《逸周书.明堂篇》云:“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,定天下。”
《太誓篇》、《祭公篇》、《世俘篇》皆称“夷殷”或“殷夷”。
当时的殷商,其实已居于中原。
另,楚,原在中原,后南迁,于是称为“蛮”。周昭王三次南征,打击“南蛮”,致淮水流域的“东夷”亦来朝见。
后来,楚国强大,参与诸侯争霸,又成了中原诸夏之一。
说回到“犬戎”。
《诗》《书》及青铜等古器,皆无“犬戎”记载。“犬戎”之名,始见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山海经》《竹书纪年》《穆天子传》,即均在春秋战国时期。
《纪年》载,周穆王西征犬戎,取其五王,迁戎于太原。
这大概是“戎族”最早进中原。
前771年,犬戎攻入镐京,西周灭亡。这大约是大规模的第二次。
然后比较著名的,就是晋秦斗法,邀陆浑戎迁居伊川,这是在僖公二十二年,即前638年。
《注》云:“陆浑之戎盖其本名,允姓,本居于瓜州。”
“瓜州”,为现在甘肃敦煌一带。其实并不很远。
前面说到,陆浑戎迁来之前,伊川已有“戎族”居住,或许是穆王迁来的一部。
《左传》载,襄公十四年,即前560年,晋国欲擒陆浑戎头领之子驹支,又说其是姜戎氏。就是说,陆浑戎还可能是周族的母系一支后裔。
前525年,晋国终以其曾降于楚为名而伐陆浑戎。此后,伊洛一带的戎族政权就都不复存在了。
戎族的“族众”呢,一定是融于当地了。
说来说去,所谓的“中国、夷、蛮、戎、狄”五方,其实是一个变动的不很清晰的概念,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,反反复复,发生过不知多少次“族群”融合。请注意,是说“族群”融合,这才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。
3. 南宁青秀区属于南宁东吗?
南宁青秀区属于青秀区管辖,其周围被邕江环绕,山上树林郁郁葱葱,各种奇花异草美不胜收,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上唱歌。各种参天大树树叶常年绿色,山清水秀,景色迷人,游客来参观旅游常年络绎不绝。其被比喻未南宁首府的肺部,说明它的位置及作用非常重要。南宁青秀山处于南宁东站附近,按地理位置判断,它属于南宁东的。
4. 怎么看待明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?
#悟空问答# 我系统地了解明朝是从阅读《明朝的那些事》开始,后详细阅读《明史》等正史,同时加上阅读明代一些地方志书,逐步对明代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认为明代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最好的阶段,是一个值得津津乐道的朝代,同时,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。
一、政治上,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,市民阶层政治意识初步觉醒。明朝推翻了残暴的蒙古统治政权,建立了中央集权制,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。明初废丞相、设立厂卫特务机构,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,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。政治上,整顿吏治,惩治贪官污吏,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,明初历经了洪武之治、永乐盛世、仁宣之治等治世,政治清明、国力强盛。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,后经弘治中兴、嘉靖中兴、万历中兴后,国势复振。晚明因政治腐败、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,爆发农民起义,明朝覆灭。明朝无论是明太祖、明成祖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,还是如郑和、于谦、海瑞、张居正、戚继光、郑成功等文臣武将,至今让我们懂得不朽的内涵和高尚的意义!
二是经济上,商品经济发展,资本主义萌芽产生。明初采取大移民、轻徭薄赋等政策,恢复了社会生产,人口快速增加。明朝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。同时,海上贸易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,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.8万吨,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%。这个时期,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,工商业的繁荣,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。
三是文化开放,科技发展,艺术创新。明朝的小说至今是我国文学界的骄傲。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《牡丹亭》《玉堂春》等无一不是人类文化史上艺术瑰宝,呼唤了人性的解放;宣德炉、景泰蓝、青花瓷无一不是传世精品,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;李时珍、徐光启、徐霞客、宋应星等科学巨匠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,至今让人们肃然起敬!
明代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旺盛力的时代!#头条# #邯郸头条#
5. 秦汉时期的河东郡在哪里?
【河东郡】是秦国在其向东开疆拓土之时所设置的一个【郡级政区】,一开始只是秦国在今日晋西南的一个【军事区】,最早设置于秦昭襄王时代,秦昭襄王任命的第一任河东郡守叫王稽。秦朝建立前后(秦王政时代),【河东郡】逐步转化为一个彻彻底底的【行政区】,并成为秦朝初建时的三十六郡之一,以及秦朝灭亡前的四十八郡之一。
汉承秦制,在很多地名上也沿用了秦朝的地名,【河东郡】也便成为了纵贯两汉四百年的一个【地方行政区】。汉武帝设置刺史制度以后,【河东郡】在监察方面归【司隶校尉部】(俗称【司州】)。【河东郡】与【河内郡】、【河南郡】并称【三河】,与关中平原的【三辅】(京兆府、冯翊郡、扶风郡)并称【三辅三河】,是大汉帝国统治的腹心之地,六郡往往均归【司隶校尉部】监察。东汉末年,【州】从监察区转化为行政区,自此以后【河东郡】便在行政上彻底隶属于【司州】之下。
以上便是秦汉时期【河东郡】的大体流变,那么秦汉的【河东郡】具体包括哪些地方呢?它们又是我们今天的哪里呢?寒鲲根据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秦汉卷》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为您梳理一番:
秦汉时期的【河东郡】总体上来说,对应着我们今天的【晋西南地区】(山西省西南部,也被简称为【晋南】)。它的郡治(郡守驻地、地区中心)位于当时的安邑县(郡治县城正是今天夏县西北的禹王城遗址),它在西汉时期下辖安邑、猗氏、解、蒲坂、汾阴、濩泽、临汾、垣、皮氏、平阳、彘、杨、北屈、襄陵、蒲子、绛、闻喜、端氏、河北、左邑、大阳等21县和若干侯国。它在东汉时期则下辖安邑、左邑、长修、狐讘、骐、杨、平阳、临汾、汾阴、蒲坂、大阳、解、皮氏、闻喜、绛邑、永安、河北、猗氏、垣、襄陵、北屈、蒲子、濩泽、端氏等24县,基本上没有多么大的变化。
对应到今日的市县地名,秦汉【河东郡】基本上囊括了:
临汾市下辖的:临汾市区、霍州市、洪洞县、汾西县、隰县、永和县、吉县、大宁县、乡宁县、蒲县、浮山县、襄汾县、侯马市、翼城县、曲沃县
运城市下辖的:运城市区、夏县、永济市、河津市、稷山县、新绛县、绛县、闻喜县、临猗县、万荣县、芮城县、平陆县、垣曲县
晋城市下辖的:阳城县、沁水县
见下图
以上便是秦汉时期【河东郡】的基本情况如果您觉得本文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一定要点赞支持哦6. 衢州沈家上高速请问这是东还是西啊?
你如果走G60从衢州沈家上高速,最近最方便的高速入口应该是衢州东。因衢州东入口距离衢州沈家只有两公里的直线距离,从衢州东上G60高速是距离最近的,也是最为方便的,请不要错过哦!但如果你反其道从衢州西上G60高速,从城市道中需多走十几公里的路,而且还有不少红绿灯要遇到,也会浪费不少时间。
7. 秦始皇统一六国先后顺序?
秦国先后灭掉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。
最先灭掉的是韩国。
1、灭韩
韩国在七国中为最小,而所处地位却最重要。它扼制秦由函谷关东进之道路,秦要并灭六国,必须首先灭韩,因而形成了秦韩两国间的连续战争,经过秦国的多次打击,韩的土地日渐缩小,韩于是向秦表示愿为藩属。
秦始皇十七年,韩王安九年(公元前230年),秦为彻底灭韩,派内史腾率兵再度对韩进攻,韩无力抵抗,内史腾指挥秦军攻克韩都,俘虏韩王安,把所得韩地改建为颍川郡。 这样,韩成为当时六国最先被灭亡之国。
2、灭赵
公元前229年(秦王政十八年),王翦乘赵地饥荒,长途跋涉派部分军队围邯郸,亲率主力东出井陉。王翦施反间计使赵王令赵葱、颜聚代李牧为将。
公元前228年(秦王政十九年),王翦大破赵军,平定东阳地区(约今河北邢台地区),赵葱战死,颜聚逃亡。秦军南下攻克邯郸,俘虏赵王迁。赵国公子嘉逃到代国称王。公元前222年(秦王政二十五年),王翦之子王贲灭代,俘虏公子嘉,赵国最终灭亡。
3、灭魏
秦王政二十一年,秦军在攻占燕都蓟、取得北方决定性胜利的同时,将主攻方向转向南方。派名将王翦之子王贲率军进攻楚北部地区(今河南南部)占领十余城。
在予以一定打击,使其不敢轻举妄动,保障了攻魏秦军的侧背安全后,即回军北上,于二十二年突然进袭魏国,包围了魏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)。魏军依托城防工事,拼死防守。
秦军强攻无效,遂引黄河、鸿沟之水灌城。三个月后,大梁城坏。魏王假出降,魏亡。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。
4、灭楚
二十四年(前223年),王翦、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,一举攻破楚都寿春(今安徽寿县西南),俘楚王负刍,楚亡。王翦继续进军江南,占领越国土地。秦在楚地设立楚郡,不久,又分为九江郡、长河郡和会稽郡。
5、灭燕
秦王嬴政遂派王翦与辛胜率军大举攻燕,在易水之西大败燕、代联军。二十一年(前226年)秦军又增加兵力,王翦率军一举攻破燕都蓟城(今北京城西南),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(今辽宁辽阳)。
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(今辽宁浑河),再败太子丹军,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。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,秦国未允。但鉴于燕赵残余势力,已成囊中之物,为集中兵力对付魏楚,故暂停进攻。
二十四年(前223年)灭楚、魏之后,秦王赵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,俘燕王喜,燕亡。秦在燕地设渔阳郡、右北平郡、辽西郡及辽东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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